寄情于物海阳秧歌的物质文化形态(2)
(三)道具是情感的延伸
道具与海阳秧歌相伴而生,已成为民众情感的寄托与延伸。“汉族民间舞蹈常常是通过对道具的运用来表现情感的,而对人体自然美的表现却是次要的。[2]”以彩扇为例,害羞时遮面、谈笑时捂嘴、欢快时耍花、恋爱时拉扯,这既是手语的夸张,更是情感的延伸。同样是舞扇,王大娘的舞法就闪腰过顶,大嫚的就齐眉腆腮,能够很直观地看出来一个妩媚泼辣,一个秀气端庄,这种风格上的不同呈现,本质上是情感的差异。在男女对舞中,道具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限于“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思维,道具便成了最早的媒介,锢漏匠与王大娘的彩扇一旦发生触碰,欣赏者便立刻心领神会,这是意味着二人发生了手与手的接触。“海阳秧歌的舞扇一方面使身体得以更为充分地表达,另一方面则是内心情感的凝聚和抒发。[3]”海阳秧歌的道具功利性与实用性并存,使原本生硬的物质,具有了语言的意识,成为了另一层符号象征。
三、慢点快点交替的音乐
(一)打击乐为主
海阳秧歌以小型民乐队伴奏,大鼓、大锣、大钹、大镲、堂锣构成打击乐五件。其中,大鼓是核心乐器,原因在于鼓声沉且响,最能直击内心、营造氛围,其他乐器均要按鼓手的示意完成伴奏。海阳秧歌打击乐并不复杂,主要有“慢点”和“快点”。慢点锣鼓经为:4/4冬 次次 冬 次次 冬次一次 仓 ║,特点是重槌击鼓、强锣压尾。快点锣鼓经为:2/4冬 次 冬 次 | 冬 次 仓 ║,特点是重拍在下、重鼓收尾。伴奏时,根据演出顺序,慢点快点交替进行,中间穿插三起头、插花板、加花点等连接锣鼓点。正是由于可无限反复,才造就了海阳秧歌气势磅礴、热烈欢腾、变化多样的伴奏音乐风格特点。也恰巧由于简单、清晰,才给了舞者充分的发挥空间,可以尽情尽兴表演。更由于节奏鲜明、结构紧凑,才能够使观众在伴奏中感受到海阳秧歌快慢相济、强弱相对的律动感。
(二)吹打乐湮没
21世纪以来,吹打乐伴奏越来越少,已经被打击乐所取代。吹打乐相对来说更复杂,除了上述打击乐器之外,还包含二胡、三弦、唢呐等,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民族乐器种类,组织难度大、演出变数多,随着“快餐”式文化思潮的冲击和民众欣赏观念的改变,吹打乐已很难见到。从保留下来的资料来看,吹打乐受民间音乐、道教音乐、戏曲音乐三者影响,曲目有《柳青娘》《老十番》《工尺上》等。吹打乐属于秧歌的伴奏,在演奏时以舞者的动作为依据,目的在于营造整体气氛。此外,部分村镇还曾出现过演唱音乐,多以说唱的方式表演故事,一为娱乐,二为教化,剧目有《跑四川》《妯娌闹》《百福图》等,这些说唱戏剧性强烈,情节曲折,终归是劝人向善,反映当地民众淳朴的乡土民风。
(三)音乐是氛围的渲染
忽强忽弱、时快时慢、无限反复的音乐伴奏,为海阳秧歌的舞蹈表演营造了浓厚的气氛。“舞蹈和音乐重拍同步,我认为是东方民族文化单线条的审美习惯所致。[4]”而这更是当地朴实民风的体现。快点是海阳当地村镇普遍流行的节奏,按照舞者走三步隔一步的步法表现特征,统称为“三步一隔”或“三步隔”,已成为海阳秧歌在舞蹈领域的“符号”。整体分析,打击乐伴奏是海阳秧歌“全场律动的基础,成为整个秧歌表演的脉络,全场角色又以或聚或分的表演形式及优美的舞姿渲染整体气氛。海阳大秧歌中的乐与舞在发展、延传的过程中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密不可分。[5]”舞与乐都是民众创造的意识产物,其外化的视听形态体现着海阳秧歌生存发展的生活结构与社会体制,在用音乐渲染舞蹈氛围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一种审美范式,不断满足着当地民众的精神需求。
四、结语
海阳秧歌作为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以其古老的文化根基、庄重严谨的礼仪、古朴粗犷的风格,绵延流传在胶东半岛,成为百姓喜闻乐见、不可或缺的文化娱乐形式。海阳秧歌戏曲色彩浓郁的服饰、功利实用并存的道具、慢点快点交替的音乐,映射出当地民众特色鲜明的文化行为和认知状况。表演者本身作为海阳秧歌的第一物质载体,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远超其他,但物质文化形态的“符号性”与“象征性”,也是研究的重要领域。诚然,海阳秧歌物质文化形态不只包括服饰、道具和音乐,这只是与表演关系最密切的直观物质,大到场地、小到工具,都属于物质文化形态的范畴,有待进一步阐述。显隐结合是艺术表现的范式之一,物质文化形态作为海阳秧歌的“显性”,也隐喻着“隐性”的以知识、情感、意志为代表的精神文化形态,以及以生产、伦理、民俗为代表的制度文化形态。
文章来源:《音乐研究》 网址: http://www.ylyjzz.cn/qikandaodu/2021/0707/1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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