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读任半塘唐声诗(2)
其次,让学界重新认识了唐五代“诗乐”的历史资料。任先生以丰厚的资料雄辩式地反驳了唐五代诗乐衰微的传统观点。《唐声诗》云:“上文谓盛唐乐曲达一二千数,乃凭司乐机构之形势以估计;若文献可征者,仅十之二三而已。郭氏谓开、天盛时,燕乐诸曲有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又法曲乐章十一曲,云韶乐二十曲,共二百五十三曲。……《唐会要》载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大乐署供奉之曲名及其改名,所列调数与曲数大致如上。……若当时设在宫外之左右教坊及在宫内之宜春北院二者,共同习用之歌舞曲调,载在崔令钦《教坊记》者,杂曲名二百八十五,大曲名九十五……吾人必须综合大乐署供奉曲名、别教院法曲名、教坊杂曲名,旁及《羯鼓录》、《乐府杂录》、新旧《唐书》,乃至唐人说部杂书多方所纪之曲名,而汰其复者,为数约在五六百之间,庶得唐代燕乐乐曲之数。从此数内,再除当时已有之长短句调名及大曲名,而加入属于凯乐之少数曲名,庶得唐代声诗曲数之概,所谓‘二百三十调’是也。”至于进一步求其中声诗所用之调:“顾于综合各方调名后,欲汰其复,已觉困难;若更从燕乐曲名内汰其长短句调名,以求得纯粹声诗之曲名,据今日仅有之资料位置,则益难如愿。……故目前对唐声诗所用之调,只可就臆说,暂求一假数而已。如郭集《近代曲辞》四卷内,载八十八调名,其中声诗之调六十六,非声诗之调十二,约五一之比。若就此推,则郭氏称二百五十三曲内,声诗可能占二百曲;崔氏《教坊记》所见二百八十四曲内,声诗可能占二百三十曲。”此二百三十曲虽非实数,但比之郑振铎所举之十余曲,其中的差异可谓振聋发聩,足以让人正视唐五代诗乐的真相。
再次是为唐诗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任先生治学的方法是“凡治百学,必先鸟瞰其时代,而灼知其环境”。对唐诗的研究,任先生抓住的是“歌辞”这一角度,从唐代诗乐繁盛这一现象出发,不但可以连接上齐梁乐府和宋元词曲之间发展的鸿沟,也有助于在“燕乐文艺体用”这个大系统中,贯通“文”——乐府、诗、词、曲和“艺”——歌、乐、舞、戏双方,构成一个完整的“音乐文艺”体系,从而一举打通了一向的研究中“艺术”与“文学”的壅闭。更进一步说,抓住了“声诗”齐言、近体这一体式上的特征,就可以旁浚杂言歌辞,甚至隋唐大曲和法曲。这也为后来学者指出了研究的方向和道路。《唐声诗》在唐诗研究的内部独辟蹊径,推翻成见,廓清迷雾,其创建之功,足以彪炳学史。
《唐声诗》下篇《格调》就抓住了曲调研究这一关键点:《格调》收百五十余调,包罗唐诗五言、六言、七言三种句法,每一调下分类以见,列辞、歌、乐、舞、杂考五类,此法“要在彰明历史之递嬗”,又“基于声容与辞章之原有联系,既彰其朴素之形体,复穷其潜在之意义”。事实上,任先生的音乐文学工作在观念和原理上起码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
首先,任先生文学史观念的核心始终是矢志不渝地把文学看作一种生动的社会活动,在研究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时候,应该紧密联系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表演背景。只有这种研究,才能清晰地揭示各种文学形式得以形成的原理,以及某种文学样式得以繁盛的原因。其次,真正意义上的音乐文学研究,是兼通文学与音乐的研究,至少,不深入了解音乐研究的有关成果,充分占有音乐、文学两方面的资料,不能建构真正的“音乐文学研究”。卞孝萱先生说过:“文史结合的基础是文史兼通,只有通,才能合。”音乐文学的研究亦同此理。
二、《唐声诗》的文献考据法
“考据”是文史工作者最常用的方法,它代表着一种“言必有据”的实证主义精神。不可否认,在研究方法上,《唐声诗》并没有跳出“考据”这一范畴,但它对材料的删存使用,对数据计量法的引入,无不带有勇于探索的创新意识,融汇着任先生鲜明独特的学术个性。
(一)以唐证唐
任半塘先生治学的一个特点是十分注意资料的时效性,他最得意的学术成绩,就是根据唐代资料,把宋词与唐曲子分判为二物,把唐戏弄与宋元戏曲分判为两个阶段。任先生大力高举“唐曲子”之名,反对延续千百年的“唐词”意识。在这个问题上,任先生直接提醒研究者注意史料:敦煌写卷中,“曲子”的称谓比比皆是。任先生曾列表一张,归纳于敦煌写卷中出现的“曲子”,如“《云谣集杂曲子》”、“曲子《宫怨春》”、“曲子《送征衣》”、“曲子一本‘六问枕不平’”者凡数十,以示“曲”、“曲子”、“杂曲”之称谓是唐五代书手熟悉之制度,敦煌写卷中并无其他歌辞体式名称赶得上“曲子”的数量,可见唐人习称“曲子”而非“词”,乃是史料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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