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读任半塘唐声诗(3)
《唐声诗》中,为证“唐代声辞结合非一字一声”,任先生将前人“一字一声”排比罗列,指出其引用资料大多来自宋及其后朝代,再以宋之现象逆推唐之现象,是典型的“唐头宋帽”,不足为信;然后罗列唐人之说,根据唐代资料,推演唐代歌唱之实际情形,一举推翻前人臆断“唐人歌诗乃一字一声”之论。以此为基础,《唐声诗》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任先生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
(二)定量分析法的引入
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客观材料作为理论基础。较之其他相关领域著作,《唐声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占有大量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唐声诗》在论述近体诗与词之关系时,思路步骤如下:第一步,从《敦煌歌辞总编》、《词律》、《词谱》中统计出有唐五代文人传辞、并确信为其所创的长短句调,共一百三十一调;其中见于《教坊记》者,计七十五调(此盛唐即有者也);将一百三十一调分七类:分别为以三、四、五、六、七言为骨干者,一至七言杂组者,杂言短语换头者;
第二步,从上述见于《教坊记》的七十五调中,统计出同时有唐代齐言、杂言传辞,或有关之调名原为声诗者,凡二十一调;
第三步,考虑到若杂言从近体中来,必定留有体式上的痕迹,因而重点考察上述统计中的以五言、七言为骨干者两类;若近体以实字填声得杂言,全调字数必增加,故考察以五言为骨干者一类中字数多于二十者,得十四调(93%),以七言为骨干者一类中字数多于二十八者,得十四调(54%),综合统计,只占全部传辞之20%;
最后,结合实际情况益以考察,可得此20%长短句辞之内,更有10%左右非由近体绝句而来。
因此,任先生得出结论:“唐、五代之长短句调,果如宋人沈括、朱熹之说,由声诗变化而来者,只可能有百分之十而已;其余百分之九十,皆与声诗无干。故探讨词源,而采取宋人填实和、泛之说者,当认明此说至多仅仅解决得问题十分之一,其尚未能了事。并可确信:凡主张词源在隋与齐言是兄弟,非父子辈者,方接近事实;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至于词调与绝诗确有之关系,一在绝句是真正近体之绝句,非漫为五、六、七言四句者所得冒充;二在循沈、朱和、泛声说为原则,已属填实过分,不能再生主观枝节;三在所指之和声、叠句,须是真正和声、叠句,应有定质定量。”
这是将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使词源研究摆脱了浮于表面的概述或以词调为单位的个案分析状态,可以说是研究方法质的飞跃。
(三)考驳并重
除了精审的文献考据,《唐声诗》还格外注重针对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著述《声诗》二稿的时候,任先生除了搜集大量典籍文献,也网罗了他所能查阅到的所有前代以及同时代学者的有关论著,翻开上下二稿,几乎在每一章节的论题之下,都附有此主题古今研究状况的详细介绍,主要观点的引述,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功夫。
《唐声诗》做的不止于介绍与引述,它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不囿于陈见,“所破甚多”,对古今中外学人之见,随引随辩,虽学界泰斗,亦绝无笔下留情处,甚至专章讨论前人论点得失,如上篇第十二章“平议”,即录声诗议论宋金元七条、明十五条、清三十二条、近代二十六条,逐条讨论辨疑。
虽然提倡“学术研究不搞温柔敦厚”,从不畏惧与成规旧见大唱反调,但任先生在处理悬疑问题时却异常谨慎。翻开《唐声诗》,处处可见“存疑”字样,如“某某云如何如何,但未知何据”、“俟待查”、“俟考”,并指出“今后应努力处”;更另附“待定资料”一章,专门列出条件证据不充分,未能仓促下结论者,初唐八条,盛唐十三条,中唐二十四条,晚唐及其他三十条,以待来者。可见任先生治学之严谨。
文章来源:《音乐研究》 网址: http://www.ylyjzz.cn/qikandaodu/2021/0507/858.html
上一篇:提高学生识唱乐谱能力的策略探究
下一篇:聊斋俚曲叠断桥曲牌音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