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研究》早期办刊探赜(4)
对于新中国初期音乐界的研究工作,笔者曾撰文指出:以“音研所”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在其初建的1954至1964年间已经建立了以史、论、声、器、谱、图、典、刊为架构的音乐学知识系统。⑦详见郭威《“音研所”的学术传统——中国音乐学史及其体系研究之一》。这在中国音乐学“学科化”与“体系化”的历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系统建立的直接证据即是一系列成果的涌现与公开发布。《音乐研究》初创阶段正在此期间,作为一个以学术为本的信息平台,《音乐研究》从一个侧面刊发、记录了这一时段的音乐学发展。
《音乐研究》1958年创刊号,继《在伟大的革命宣言鼓舞下前进》之后的8篇文章(见表1)涉及音乐史、音乐创作理论、传统音乐、国内音乐学术研究现状、国外音乐研究成果介绍;“学术动态”是关于《中国近代音乐史提纲》《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第2集)等学术著述情况的介绍。其后的两年半里,除了政治任务需要设立专栏之外,《音乐研究》的刊文范围始终如上。这显然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设计。
即便是政治任务,“学术为本”的办刊理念也相融其间,通览《音乐研究》两年半的15期,其具有政治任务性质的专栏似乎总是与学术工作相契合。如前述,1958年文化部在“大跃进”背景下召开“全国艺术科学座谈会”。《音乐研究》第3期随即设立“艺术科学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专栏,刊发了学界12名学者的发言。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对“大跃进”运动下文化部召开专题会议的刊发任务。但细读上述12位学者的11篇发言稿(谭抒真、陈洪合作)可知其事实上就是当时来自各地、各方音乐学者代表对音乐学科发展建设的规划与方案。以当时唯一的专门从事音乐研究的“音研所”为例(半数发言者均来自该所),与会的杨荫浏从五个方面介绍了“音研所”的工作成绩:
第一,整理研究方面——包括写作专著、论文、曲集、采访报告,编辑参考资料,编辑目录目录等。
第二,学校教育方面——包括兼任教课,辅导研究生等。
第三,社会教育方面——包括开放陈列室、图书室、音档室,举行专题讲座,指导音乐活动等。
第四,社会活动方面——包括参加各种会演中的工作,答复业务通讯,审阅稿件等。
第五,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包括招待外宾,举行座谈会,交换资料,对外通讯等。⑧杨荫浏《在伟大的党的力量的推动中不断地跃进》,《音乐研究》1958年第3期,第19页。
一同参会的李元庆则根据“音研所”的工作情况从六个方面对当时研究工作做了详细的阐发:
一、从事音乐的科学研究工作,除了要重视书本知识以外,还应该特别重视感性知识。
二、研究古代音乐史,要注意活的材料,力求形象化。
三、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实践服务,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四、研究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专业的研究工作者必须和业余的研究工作者密切配合。
五、在培养青年研究人员方面,我们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但可以肯定边学、边研究、边写作是行得通的。
六、必须重视资料工作、大力积累资料。⑨李元庆《勤学苦干,又红又专,争取音乐科学研究工作的大跃进!》,《音乐研究》1958年第6期。
由上可知仅成立四年的“音研所”(1954年成立)做了大量的学术工作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更为重要的是积累了经验并已经形成一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总结。杨荫浏与李元庆当然不能代表所有学者,音研所也不能等同于当时的音乐学界,但其所做所述之内容,至少是新中国音乐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从《音乐研究》当时的刊登行为来看,在“政治任务”之下,这个阶段性的成果被完整的记录并传播出去,无论是杨荫浏所谈到的五方面工作,还是李元庆的六方面经验,都必然通过《音乐研究》这一专业媒体的传播并在当时的音乐学界产生影响。
这一期的11篇发言稿,除了强调思想政治问题之外,实践性与民族性是其反映出来的一种共同的学术倾向,与新中国文化政策的整体要求是一致的。这既是一种政治要求,也是中国音乐学在1949年之后对发展路径的一种自觉选择,从研究观念看是由“民间”向“学科”的转型。⑩笔者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音乐学先后产生了“西方”“民间”“学科”三种研究观念。详见郭威《论中国音乐学研究观念的变迁与影响》,《音乐研究》2018年第1期。《音乐研究》这一个阶段所刊载的文章从本质上都具备“实践性”或“民族性”的特点,反映了当时中国音乐学界的一种基本共识。
文章来源:《音乐研究》 网址: http://www.ylyjzz.cn/qikandaodu/2020/1030/4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