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研究》早期办刊探赜(6)
当然,学术工作必须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选刊的几篇文章中,在有些论点上,还值得加以考虑,有一些提法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比如在钢琴教学问题上,不仅学院的党委和行政不企图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作出最后的结论,而且鼓励继续展开辩论,并支持持有不同论点的人便在教学实践上采取不同的措施来进行实验,以求能在实践中验证自己的论点。无疑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本社编辑部《群众性的批判工作蓬勃开展》,《音乐研究》1959年第6期。
由此可知,当时的《音乐研究》的办刊者始终有着明确的立场,即“百家争鸣,学术为本”。
五、纸张短缺:《音乐研究》1960年停刊原因
1960年6月29日《音乐研究》出版第3期后停刊。对于其因何停刊,尚未见有明确的记载。有研究认为:
“文革”期间原有的音乐期刊《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院刊》与《西安音专》等纷纷停刊,1966年第2期《人民音乐》也遭遇了停刊,一直到1976年才恢复办刊。在此期间出版的音乐期刊多刊载歌曲为主,如《红小兵歌曲》《解放军歌曲》《群众歌曲》等。因此可以说,以刊载音乐理论文章为主的音乐期刊在“文革”时期处于空白。?施沫含《20世纪下半叶中国音乐期刊研究》,沈阳音乐学院2015届硕士学位论文,第5页。
这种表达代表了一种普遍性,即将这段文化发展停滞时期的问题简单笼统地以“特殊年代”“错误政策”一言蔽之。将问题简单化、含混化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当时的政治环境的确对学术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但也不能因此简单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个结论了事。《音乐研究》的停刊是在1960年,“文革”尚未开始,后者何以能影响前者?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从现有资料看,《音乐研究》停刊的直接原因是纸张短缺。
据1960年5月4日《文化部党组关于调整报刊、图书课本出版用纸的请示报告》载:
目前出版用纸供应情况十分紧张。1960年出版用纸额计划为40万吨,其中除去印画报、画册、幽片和书籍封闽用的高级纸外,用于印报刊书籍的用纸实际是36万吨。原计划分配课本的用纸为7.7万吨,……即比原来的计划数要增加一倍以上;同时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重印《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和第四卷即将出版,需要大量发行;而纸张供应方面,与轻工业部反复商量结果,按日前纸张生产情况,不可能再有增加。因此必须大量压缩报刊及一般图书用纸,以保证课本、毛选等重点读物的出版。
这份报告递送上级抬头是“中央宣传部并中央”。从报告内容看,事态已经比较严重,直接影响到基础教育的“课本”与“毛选”的出版。当时的文化部党组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在该年3月12日已先期向周恩来总理提交了解决出版用纸问题的报告,上述报告则是更为详细地提出了解决方案。措施之一即是削减报刊用纸,其中“刊物的削减用纸方案”为:“除《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一种维持现有发行水平外,《红旗》削减10%,省(市)党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各削减20%左右,中央级各种刊物削减30—40%,省地级刊物削减40—50%。”并且提出:“不要简单地采取一律减少发行量的办法,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停刊、合并、延长刊期、减少篇幅、减少发行量等多种方法。”1960年6月14日,中央批准该报告并抄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总政,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局”,批示明确指出:“今年纸张供应情况十分紧张,除了学校课本和毛泽东同志著作等几类读物必须重点保证供应以外,其余报刊和图书应分别情况,适当地加以控制和压缩。”
文化部随即开展工作,首先从中央一级机关精简刊物着手,从7月2日—10月底,历时4月,效果明显。据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向中央提交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精简刊物情况的报告载:“过去中央一级机关104个单位,共有各种刊物1254种,这次经精减小组批准继续出版的刊物307种,占原有刊物数的24.5%。其中公开刊物原有408种,这次保留了150种(内有发往国外的54种),占原有公开刊物的36.8%。”“经过这次精减刊物以后,中央一级机关除少数单位以外,一般的至少保持有一种刊物,多的有10种以上,今后尽可能不再增加刊物。”1961年1月7日中央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要求各地进行检查并汇报情况。?相关文件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0》,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282、283、284、411、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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