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中国范式”(3)
美国音乐学家罗斯(Ross)说:
内特尔说过,Ethnomusicology后面现在都加上了S,关于该学科目前至少有30多种定义,哪一种是最正宗的?中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为何要将自己“套”到美国的“框子”中去?……学术研究重在创造,如果追求与我们美国民族音乐学一样,那么你们自己的创造呢??2010年,笔者应邀赴美国密里金大学讲学、访问。上文引自罗斯(Ross)与笔者的交谈。
美国音乐学者斯塔梅林(Stimling)说:
作为一个美国学者,我极力主张首先弄清美国本土的东西,对本土的音乐也要能动手、动口,这才是理想的状态。……不同文化,由于研究对象不同,自然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因此,中国的范式应该受到尊重,如同应该尊重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尊重中国的音乐一样。?2010年,笔者应邀赴美国密里金大学讲学、访问。上文引自斯塔梅林(Stimling)与笔者的交谈。
在国内音乐学界,纵观上文所述宋祥瑞、董维松、伍国栋、俞人豪等人的相关文献,尽管各自讨论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对有关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负面影响的看法却基本一致。诸如其一,一味对“他者”理论顶礼膜拜、趋之若鹜,本土治学传统备受冷落;其二,在西学的范式里取舍中国传统音乐问题,遮蔽了自己的理论原创;其三,产生“去音乐化”现象,迷失本位,迷失自我,导致“音乐学学科属性”模糊。
无疑,以上学界的各种反思,都与“他者”理论的盛行有关。那么,“他者”理论为何盛行?除了客观的历史文化原因之外,其中还有否我们自己的主观原因?等等,都是我们在反思中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我们讨论“中国范式”的基本前提。笔者以为,大致可归为如下几点:
第一,从社会背景上看,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及其后的洋务运动以来,揭开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历史。一百多年来,西学就成了我们发展中国现代学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受这一社会思潮影响,西学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不懂西学,不足以论学术;不懂西学,就会怀疑你的学人身份。?宋祥瑞《借西方的钥匙开自己的锁—中国近现代以来学术研究中的问题》,《黄钟》2011年第2期,第97—100页。因此,裹挟在这一潮流之中的音乐学术自然不可例外。更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音乐教育中的“西化”倾向,学习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必由之路。
第二,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国人重综合,不重分析,体现出“主客合一”的思维特征。这一思维方式不仅与我国传统文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也对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因如此,我们有作曲无作曲法;有乐曲无练习曲;有理论研究无研究的理论,?蔡际洲《从思维方式看中西音乐之比较—关于中国音乐研究与创作的哲学反思》,《音乐研究》2002年第3期,第68—72页。如此等等。这些从音乐文化上所呈现出的种种特征,均与这一思维方式有关。因此,在音乐研究上,我们不大习惯像西方人那样善于建构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并用其引领自已的研究,而只注重对西方理论的“拿来”,导致自己理论原创的缺失。
第三,从学术传统上看,我们在治学上总是习惯于“演绎”,而不善于“归纳”,这是中西方治学特点的重要差异之一。?何星亮《中西学术研究之异同》,《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3年第3期,第15—28页。或者说,西方人善于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科学的法则、原理;中国人则善于从一般到个别,而不是创造新理论、新法则。故此我们更习惯于将“外来的”“他者的”理论与方法作为“一般”,来指导我们的“个别”。我们较少思考:对国际民族音乐学界而言,我们“中国学者”的贡献是什么?对中国学术界而言,我们“音乐学者”的贡献又是什么??蔡际洲、许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30年—关于学术规范的审视与学术创新的反思》,《黄钟》2011年第4期,第191—202页。
第四,从思想观念上看,与国人骨子里潜在的“后殖民”影响有关。如今,在反对“欧洲音乐中心论”高举“文化相对论”大旗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界,谁也不会怀疑昆曲与交响曲、古琴与钢琴各自“相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但在研究范式上,认为西方先进而中国落后者却大有人在。面对西方的一套套音乐学科理论,又是“梅氏模式”又是“赖氏模式”,又是“文化中的音乐”又是“局内局外”,相形之下难免让人自惭形秽。因而,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一个“欧洲理论中心论”的怪圈。?音乐史学界的朋友为此调侃我们说:你们赶走了一批老洋鬼子(巴赫、贝多芬、柴科夫斯基),又迎来了一批新洋鬼子(梅里亚姆、胡德、内特尔)。
文章来源:《音乐研究》 网址: http://www.ylyjzz.cn/qikandaodu/2021/0121/5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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