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中国范式”(5)
那么,在音乐学领域内也是如此。具体的方法因对象不同而至少有历史属性、文化属性和学科属性之区别。所谓历史属性,是指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作品其研究方法所体现出的时代特征?刘健《论西方音乐作品中调性结构和材料结构的同步性与异步性》,《黄钟》1990年第2期,第1—8页。;所谓文化属性,即不同文化中的音乐作品,其研究方法所体具有的本己文化特征?毛继增《音乐史家论治史—访杨荫浏先生》,《音乐研究》1982年第1期,第40—45页。;而学科属性,则指在音乐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中(如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形态学),由于各自的研究目的和价值取向不同,其方法所具有的学科差异性。?沈洽《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导论》(上),《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1期,第62—77页。由此可见,对西方现代音乐作品的分析与阐释,若仍参照欧洲古典主义音乐的技术理论,则几乎无从入手;研究中国古琴曲、皮黄腔、民间吹打乐的音乐结构,也不宜直接搬用西方曲式学的理论与方法;同为对民间音乐的实地考察,民族音乐学家求真,作曲家求美,其采集方法自然不可等量齐观。
如果我们将外来的理论不加选择、不加改造地用来指导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势必造成在不少研究对象上或研究课题上的“不适应”现象。比如,董维松曾问一位民族音乐学家说:既然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很好,为何不用来研究研究我们的国粹?研究研究我们的昆曲呢?答曰:很难。笔者曾与国内同行交流探讨:杨荫浏的“语音音乐学研究”、黄翔鹏的“古曲考证”、于会泳的“腔词关系研究”等,能否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中找到“注脚”?答曰:不能。可见,直接搬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范式,不可能解决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所有问题。
三、探索“中国范式”的初步尝试
必须承认,音乐学还是一个发展中学科。因此,在中国传统音乐这一领域,研究范式的建设相对滞后。尽管如此,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初步的尝试。如对这些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不仅有厘清该领域学术史的意义,而且也是我们建立“成熟的中国范式”的基础。以笔者熟悉的相关文献为例,特将其粗略梳理如后。
(一)于会泳、赵宋光、董维松的早期构想
据沈洽有关《〈腔词关系研究〉解读》中披露的若干材料?《音乐艺术》2007年第4期,第24—34页。,我们可发现,于会泳是在研究方法方面较早进行思考的学者。1958年,为当时“上音”的“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学科建设之需,于先生提出了“纵向研究”“横向研究”的构想。所谓“纵向研究”,是指关于民族音乐“五大类”的研究;所谓“横向研究”,是在以上“纵向研究”基础上进行的综合性专题研究,包括“腔词关系、句式、结构规律、宫调、唱腔与伴奏关系、润腔”,等等。
1982年,赵宋光的《对民族音乐形态学的构想》?《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8—10页。一文,属“文革”后的早期文献。赵先生认为,与欧美流行的借鉴社会学、民俗学的方法不同的是,中国传统音乐在当前更需要形态学的研究。他对民族音乐形态学提出了建立七种“学术档案”的主张:1.规范化的原始资料;2. 编码;3. 谱系梳理;4. 乐汇典;5. 结构归类;6. 乐种特征描述;7.编曲教程的准备资料,等等。可以看出,赵先生的主张是上述于会泳“横向研究”的另一切入角度。除了有利于民族音乐形态研究的规范化、体系化之外,还与民族音乐作曲理论的建设有关。
1988年,董维松鉴于当时音乐学界对学科名称的不同看法,以及关于传统音乐分类的专题讨论,不仅提出“中国传统音乐学”这一概念,而且还将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类型分为“乐体、乐种、乐调、乐类”四种,并梳理了四者之间的各种交叉关系。?董维松《中国传统音乐学与乐种学问题及分类方法》,《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2期,第56—67页。显然,四种研究类型的提出也与上述于会泳先生的“横向研究”类似,所不同的是作者更多考虑了研究对象的传播变迁因素和这些类别之间的构成关系。
以上各种研究构想,均可看作探索“中国范式”的先声。
(二)乔建中关于中国音乐地理学学科理论的探讨
1988年,乔建中在《音地关系论》?载《“中国音乐与亚洲音乐研讨会”论文集》,1988年香港出版;后收入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282页。一文中,第一次从学科理论的高度提出了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该文除了结合历史文献梳理了“中国民间音乐中的地理因素”外,还立足于特定研究对象,论述了“音地”的三种关系:(1) 表层关系—环境对体裁的“选择”;(2) 深层关系—地理因素所造成的民间音乐风格区;(3) 储存关系—作为保护传统文化自然屏障的地理环境。
文章来源:《音乐研究》 网址: http://www.ylyjzz.cn/qikandaodu/2021/0121/5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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