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中国范式”(7)
四、探索“中国范式”的几种途径
探索“中国范式”任重而道远,我们有必要对该领域的未来做些前瞻性的思考。宋祥瑞曾提出过“借西方制造钥匙的方法制造中国的钥匙开中国的锁”的主张,但没有展开。那么,如何“借西方制造钥匙的方法”?如何“制造中国的钥匙”?窃以为在此基础上可归为两点:一是学习“他者”经验;二是立足“自我”实践。聊作探索“中国范式”的几种途径。
(一)学习“他者”经验
既然探索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中国范式”,还需要向西方学习吗?当然需要。我们如今学术话语中“范式”这一概念,以及关于范式的功能等若干问题,都说明我们不可能不学习西方。但是,关键在于学西方的什么。在这里,我们必须把“借西方的钥匙”与“借西方造钥匙的方法”区分开来。显然,后者才是我们学习的重点。既然学习了西方,那么哪来的中国特色?哪来的中国范式?我们的回答是,任何知识创新均不可能离开对前人成果的学习与借鉴。马克思主义也有三大来源,更何况音乐学学科理论。?参阅曹本冶《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音乐艺术》2006年第3期,第83—102页。因此,学习“他者”经验无疑是我们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范式”的必由之路。
首先,学习西人的分析思维,重视学科理论的建构。西方人在思维上重“分析”,具有“主客二分”的思维特点。从中西文化对话的角度看,这是他们的长处。因此,他们善于建构体系,建构方法,善于在“一般理论”之外再创立一套“学科理论”,并用以引领自己的研究。而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中缺乏的正是这种“分析”的东西。我们的音乐学科理论建设相对滞后,学术研究中的“中国范式”亟待探索,不能不说与这一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次,学习西人的治学特点,善于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从学术原创的理念层面看,为什么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物理学的相对论、生物学的进化论等等,大都产生在西方?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与西方人的治学传统—善于运用归纳法—“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不无关系。中国人的治学特点是“重演绎,轻归纳”?张岱年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页。,习惯从一般到个别。因此我们还需学习西方人善于归纳的治学特点,力求将丰富的实践中的若干个别上升为一般,以推动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音乐学科理论建设。
再次,学习西人的文化自信,突破“欧洲理论中心论”的怪圈。美国的民族音乐学来自欧洲,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一定要与欧洲人一样,更没有觉得自己的研究与欧洲人不一样有何不妥。因而,他们根据自身研究主体与客体的文化特点进行重新选择,对该学科的研究路向进行重新定位,以彰显他们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色。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充分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因此,他们才有梅里亚姆、内特尔、胡德等学术大师出现,他们才创造了有别于欧洲人的民族音乐学的“美国学派”。?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二)立足“自我”实践
“中国范式”从哪里来?那就是“中国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成就也是巨大的。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仅以“中国传统音乐”以及各种体裁名为篇名的论文就有10,000多篇。这还不包括各种学术专著以及各类“民族音乐集成”在内。丰富多样的实践,是我们研究“中国范式”的坚实基础。初步考虑,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加强重要学术成果的理论归纳。在已有的重要学术成果中,尤其是一些前辈先贤的扛鼎之作,亟需进行整理归纳。董维松、沈洽在三十多年前就曾指出:“我们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在方法论方面,‘地区性深入’、‘个体深入’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极有特色的。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总结、发扬和进一步提高。”?董维松、沈洽《民族音乐学问题》,《音乐研究》1982年第4期,第33—40页。诸如杨荫浏的“语言音乐学研究”、黄翔鹏的“古曲考证”、于会泳的“腔词关系研究”、杨匡民的“民歌三声腔研究及色彩区研究”、赵宋光的“乐律学研究”“旋律学研究”、刘正维的“戏曲声腔系统研究及渊源考证”,等等,都是极具“中国特点”的范例。如能从这些“个别”中总结出“一般”来,再作理论上的提升,必然是我们建立“中国范式”的重要基石。
文章来源:《音乐研究》 网址: http://www.ylyjzz.cn/qikandaodu/2021/0121/5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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